第十四章 国富？民富？ (第2/3页)

妨碍了权贵的利益，因此他们常常公然要求凌驾于“齐民”之上的私人特权，也就是说，他们主张“不抑兼并”，说白了就是要求国家放手让权贵们攫取私人财富

　　如果说，“抑兼并”导致了“国富民穷”的话，“不抑兼并”地结果则通常是“国与民俱贫，而官独富”

　　什么人称之为官？权臣，贵戚，近幸，强藩大将……官富了，“上则府库殚乏，下则民力穷悴^^^^”其极端后果就是王朝崩溃，就是天下大乱比如东汉末年，群雄逐鹿，就是典型地例子

　　今天的情况也是如此

　　“不抑兼并”导致权贵私家势力恶性扩张，而“抑兼并”又导致朝廷“汲取能力”恶性膨胀，于是朝廷轮番用药，在“抑兼并”与“不抑兼并”的交替循环中陷入“一管就死，一放就乱”的怪圈，直到危机日重而濒临崩溃

　　看看本朝历史，你就知道官与民为了争夺财富，厮杀到了何种惨烈地地步

　　自熙宁以来，以王安石为首的“党”和以司马光为首的“旧党”几度易位，忽而“变法”，忽而“改制”，忽而“化”，忽而“绍述”，忽而“建中”，忽而又“崇法熙宁”，来来往往，不亦乐乎，然而，大宋的危机却没有得到任何改善，相反，越来越严重了

　　自蔡京主政后，旧党一派因“元党人案”被镇压，至今没有翻身，“党”因此得势十几年，大肆实施“抑兼并”之制有人说“法变质”，说王门后学如蔡京之流扭曲了改革的原意，其实，从王安石那种“人主擅操柄”、“取予皆自我”的“利出一孔”思想发展到后来西城刮田所、苏杭应奉局式的“汲取”之政，本意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搜刮民财以充国库，何来“变质”之说？

　　只是，以蔡京为首地一轮改革同样没有化解大宋地危机，反而让危机愈演愈烈了行，“抑”与“不抑”交替试之还是不行？

　　说白了，“抑”与“不抑”表面上是经济问题，实质上却是个国政问题深层次看，却是儒学之争

　　自汉以后，“独尊儒术”一直与“汉承秦制”互为表里儒学已成为杂糅诸家的混合体，而纯儒、纯法都已消失

　　王安石虽然师法商君、申韩，但尊崇孔孟，他实际上是一位带有法家色彩地儒，而司马光的放任主张与其说源自孔孟，不如说多地来自“清静无为，顺其自然”的黄老道家传统，他可以说是带有道家色彩地儒所谓儒法斗争从汉代以后，已经演变为儒家内部的“法儒”与“道儒”之争

　　法儒主张“抑兼并”，就是要求强化朝廷的经济垄断，坚决制止所谓地“贱人”发展强大的民间经济，道儒主张“不抑兼并”反其道而行知

　　这两者的主张归结到经济政策上就是法儒坚持“统制经济”，而道儒坚持“放任经济”，也就是自由经济那把话说回来，王安石变法的根由是什么？在王安石变法之前大宋实行的是“放任经济”，但由此造成了吏治**，“三冗二积”，继而国力孱弱当今皇帝主政后，以蔡京为相，再实政，按道理用“统制经济”应该可以充实国库了，为什么危机反而越来越厉害？

　　原因就是变法变法导致政争党争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，旧两党互相厮杀几十年下来，大宋国库不但没有充盈，“三冗”等积弊却发展到了极致，蔡京即使有通天彻地的本事，他也无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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